大辩论:左派与右派的起源


大辩论:左派与右派的起源 

  思想史上曾经有过不少论争,但恐怕没有任何一场论争,像是柏克与潘恩的论争──一场「可能是有史以来用英语进行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争」──那样全面地检视了我们当前的政治生活,形构我们对于「政治论争」的想像。李文(Yuval Levin)的《大辩论:左派与右派的起源》一书,细緻且全面回顾了柏克与潘恩在各种议题上的交锋,翻翻目录,我们就可以初步勾勒出柏克与潘恩在这些议题上的针锋相对:关于政治秩序的起源,这是「自然与历史」以及「正义与秩序」的交锋;在政治变革的议题上,这是「理性与惯例」以及「革命与改革」的交锋;对政治生活的本质,表现为「选择与义务」以及「世代与生活方式」的交锋。这些方方面面的交锋,正构成当前左翼与右翼的政治论辩基调。

  重新回顾这场论争对我们来说至少有三个意义,首先,它体现构成我们当下政治生活,以自由主义与普罗民主为基底的意识形态在概念系谱上的複杂。潘恩继承了社会契约的论述,把政治秩序视为具备自然权利的个体之间,出于自由意志结合的成果,而颇值玩味的是,他在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之间构思了一个中介状态: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然社会」。这是潘恩超越社会契约论者之处,社会契约论者主张政治社会的存在能够约制个体行使自然权利所带来的必然混乱,无论这个混乱是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或是洛克式不方便的状态。但对潘恩来说,在这个中介的「人造」自然社会,自然权利的运用与个体之间的和平共存不存在冲突,在自然权利的基础上,个体之间透过「公民权利」形成了彼此和平共存的自然社会,公民权利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指人作为社会一员应有的权利…一切与安全与保护有关的权利」,它本质是一种集体协力的「自然」造作,让「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全部二十人具有的力量」。

  潘恩重新构思了秩序在历史起源上的迷思,既然自然权利与公民权利存在平顺的过渡,社会契约论中所有约制自然权利的制度,都失去了论理上的权威。而对柏克来说,一切人造的制度,它是审慎的产物,在群体生活中,它折冲了力与力的关係,让人造的政治社会,免于陷入直接的冲突与毁灭。潘恩否认历史本身具有任何权威,所有历史性的,声称有权威的制度,都必须放在一个简易的政治原则下审视,来判断其正当性,依据潘恩对于自然社会的构想,所有的政治制度在自然社会这个尺度之下都是腐化的。

  对于社会契约论者念兹在兹的混乱问题,潘恩强调,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难题从来都不是权威的缺席,而是权威太过抢眼以致与盗匪无异。这是柏克与潘恩论辩的核心问题:是原初的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生活演进的历史具有权威?这个问题也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风行伊始时的核心论争:如何处理「在原则上」不甚妥当,但「在历史上」行之有年的政治社会制度?包括蓄奴、贵族制、局部性的普选等等。

大辩论:左派与右派的起源

  柏克声称需要捍卫,或者需要审慎对待的政治社会制度,在今天很多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某种程度上,一如柏克所预料,历史自动汰换了不适切的东西。但柏克不是一头热的进步论者,更非「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比起相信「我们具有让这个世界重新来过的力量」的潘恩,柏克毋宁更加审慎,柏克是「当他驾驶的船因为超载而向某一侧倾斜,平衡状态被打破,他就会给船上加上一点理性的力量,以维持平衡」这样一种人,恐怕是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社会生活的複杂,会让我们对于赋予某个单一对象全部的权威感到惶恐,这是为什幺他对潘恩的「原则」持保留态度的原因。

  柏克对人类生活中的种种「调节」(mediation)抱持敬意,从他对代议制度的态度可见一般。在政治生活中,代议制度不是潘恩式自然社会的直接衍生,或者抽象人民主权原则的具现,代议制度首先是种种相互折冲社会制度的一环,在柏克的时代,它是抗衡君主与贵族的制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普罗民主的调节,立法机构的真正目的是「对政府的普遍认识给予指导、形式、技术的外衣以及具体的认可」,构成现代政治生活的普罗民主需要调节,以历史规律之名进行的革命也需要调节(党、意识形态或霸权等等),这是柏克与潘恩争辩需要重新回顾的第二个意义:一个政治场域专有的问题意识:政治与调节之间的张力。

大辩论:左派与右派的起源

  潘恩相信,政治的真理已经在行动中,任何妥协的要求(那怕是一点点)都是没有意义的退缩,这是人类政治史上真正的「事件」,「以往号称的革命,不过只是换上几个人,或稍稍改变一下局部状况……可是,因为北美与法国的革命,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事物的自然秩序焕然一新,一系列原则就像真理和人类的存在一样普遍,并将道德与政治上的完美与国家的繁荣结合在一起」。而对柏克来说,看着后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让他更坚信,对政治生活来说,「真理」的胜利无疑是个前所未见的灾难,「我非常肯定当一个民主政体出现…严重分歧时,公民的多数便能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迫害…几乎比我们可能畏惧的单一王权残暴得多」,柏克预言了20世纪:一个在哲学上在原理上无误的原则,一旦以胜利者的姿态,不加调节地运用到政治场域,将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从这点来说,柏克恐怕是第一个极权主义的预见者。

  最后,重新回顾柏克与潘恩的争辩,还有一个关注政治论辩修辞的重要意义──如同李文观察到的──潘恩与柏克形象的基进化与转化。一方面,在往后的政治论辩中,潘恩经常被社会主义者当成同路人,但潘恩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各种理念无疑都非常陌生,而柏克也因为对某些议题的表态,同样被过度保守化,而忽略其思想的时代限制。另一方面,更为有趣的是,两人形象在当代政治论辩的左右阵营中的转化性挪用,例如右派旗手雷根曾提醒自己的支持者潘恩对于改革失能统治制度的呼吁,深受左派同情的欧巴马则把自己说成一个避免剧烈变革的柏克主义者。

  潘恩对于革命的吁求,对于历史制度建制权威的反抗,固然与当前全球风起云涌的抵抗运动同声相应。而也同时,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不是看到了迫切要求全面变革,种种潘恩式真理的变体?这些口号像是:市场必须自由化,流氓国家必须民主化,一切与政治「真理」相悖的物事,像是象徵前现代的温情联繫,都必须用国家的力量全面刬除,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柏克对于渐进式变革的呼吁,或许可以在所有捍卫旧体制者中得到了共鸣。但柏克对于正义社会的构想──不存在正义的终极状态,只有秩序与自由的平衡──不也成了当前基进民主论者、审议民主论者与多元论者的交叠性共识?

  思想在离开自己原先的时代脉络后,被转化地挪用而产生变异,导致其自身的修辞化成为政治论战的军火库,往往更加展现其生命力。从这个政治修辞论争的角度来说,回顾这场彻底检视政治生活──柏克与潘恩的大辩论──或许不仅仅只是思想上,中性的智识考究,也绝不是要我们在左与右两个僵固的立场之间择一。相反,回顾论战中的种种交锋,提供了一种让我们可以机灵将之运(挪)用,重新作为不同政治论述策略的可能。

书籍资讯

书名:《大辩论:左派与右派的起源》 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
作者: 李文(Yuval Levin)

出版:时报

[TAAZE] [博客来]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