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船员不难,只要够穷,够老,够髒,够粗鄙」


「拍船员不难,只要够穷,够老,够髒,够粗鄙」

他的名字叫李阿明,再平凡不过。印象中,到他这个年纪的摄影师,都已有了显赫声名。但李阿明却像是横空出世的新人,五十八岁的他最近推出一系列高雄渔港的外籍渔工摄影作品,瑰丽奇幻的色彩与张力极强的剧照感,迅速掳获许多眼球。

「在此之前,我快二十年没拿相机了。」李阿明开门见山道。其实他是资深摄影前辈,时周多媒体数位影像组组长、资讯室副主任、中时网路影像副总监。当主管不在第一线后,相机就少拍了,改玩影像处理。二○○二年,他辞职回高雄老家照顾老母与孩子,从此不碰影像,与媒体圈、摄影圈完全没往来,就像「出国深造」。

李阿明形容这是他人生中最阴暗的时期,阅读、电影、音乐,是他的救赎。十多年后,他髮已花白、背微驼,但眼中的火没有熄。三年前母亲往生,孩子也都长大北上,「欧吉桑一个人在家要干幺?」李阿明翻出老相机,取下镜头,再买了新的数位机身。重新装上的那一刻,过去的摄影魂好像回来了,但又已经完全是不同的人。

「过去在媒体,一定会有制约,要符合编辑台的喜好。」但经历了十几年的沉澱,李阿明过往的习性已淡到近乎归零。他揹着相机到处闲逛,走到离家不远的前镇渔港,就定住了。

渔港的巨大能量如潮水向李阿明涌来。「那边就是酒色财气,都是蓝领阶层,只要你大方,就受欢迎。所谓的大方也没什幺,就是菸啊、酒啊⋯⋯」他也出身贫困乡村,父母都是文盲,「这些人的年纪跟我差不多,但语彙和想法都类似我爸妈那年代,我觉得很亲切,他们也觉得我『对味』。」

李阿明从小功课不好,但国中智力测验却是全校第二名,从此老师高压管教、父母倾力栽培,家里虽穷,但他要买什幺书就买什幺书,埋下大量阅读基础。一路升学、工作、当上主管,在台北市买了房子,看似平步青云。但在辞职返乡之后,一切烟消云散,甚至去做过《中国时报》印刷厂的晒版临时工。

「没有桌子椅子没有电话名片,被他们最基层的人吼来吼去,我也认了,以前在职场留下的最后一点优越感也被掏空了。」这归零更为彻底,影响到他拍渔工时的出发点。

渔工是外地人,做的又是最低阶的工作,甚至是低阶中的低阶,「他们其实很敏感,你的肢体语言一定会透露什幺讯息。」李阿明虽戴着眼镜,身上却充满草莽气息,凭着海派个性,和「臭干六谯」的能力,他在渔港不只被接纳,更融入成为其中一员。

也因此,在李阿明镜头下的渔工显影坦率而真实。他在靠岸的船上与外籍渔工们朝夕相处,一起喝酒打屁、嬉闹玩耍,从口袋里拿出傻瓜相机,游走其间如同隐形人,大多数的渔工早已习惯他的存在,也习惯他的相机。

「拍船员不难,只要小小的几个『够』:够穷,够老,够髒(耐髒),够粗鄙,生命中难以承受之⋯⋯够不要脸。」李阿明自嘲。

渔工们几乎都是小伙子,大眼睛天真单纯、活泼热情,有些才十多岁,年纪就跟李阿明的孩子差不多。他打入了这群年轻人的生活,有菸有酒同享,有困难时他尽力帮忙。

「我跟他们在一起真的满愉快的,我就是欧吉桑啊,没事干,时间多。有时候一整天一张都没拍,就是去混一混。」之前十几年累积的负面能量,在海风中逐渐释放。

拍底层,常见的是人道关怀浓厚深刻的黑白摄影风格。但李阿明镜头下的光影却豔丽迷离,犹如电影剧照。他不刻意描绘渔工血泪,只诚实捕捉他们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睡,劳动与放鬆,辛酸与欢快。这一拍就拍了三年多还不能罢手,「这个场域的视觉元素非常丰富。」绳索、渔网、刀、钩,油漆剥落的船身、赤裸黝黑的人身,斑斓交错中,暗藏命运的符码,演出人性的真善美与贪瞋痴。

渔工们的热情,也是李阿明不可自拔的理由。「他们跟我熟了,都很喜欢拍照,只要看到我就很 High。」也因此,当他对着沐浴中的渔工举起相机,得到的不是叱骂或羞赧,而是爽朗的笑。

「我也质疑我是不是在消费人家,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因而李阿明绝对尊重被摄者意愿,也会把照片烧成光碟送给渔工们做纪念,所以多数渔工不仅不排斥,甚至口耳相传、争着被拍,熟一点的还会和他互加脸书,过节时彼此问候。

李阿明聆听外籍渔工们的思乡之情、靠岸时萍水相逢的恋曲,以及在船上作业的种种。有些人从没打过电话回家,因为家里穷得没电话。有些人认识了又消失了,因为落海。虽然每个人各有辛酸,但当大船靠岸、船长回家,是渔工们难得休息放肆的时刻,口袋里又有刚领的薪水。他拍下他们玩乐搞笑的可爱模样,也拍他们宿醉、闹事被架走,甚至性交易。

即使如此优游于这个环境,李阿明却也曾遇到按不下快门的艰难时刻。言语间一派轻鬆自在的他,语调突然沉重起来。「那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台湾女生,个子小又秀气,智能有点问题,要价一次只有三百块。」

当渔船靠岸,满船血气方刚的渔工生理需求必须抒发,只有此刻,才会有年轻女性上船。这类性工作者以东南亚籍居多,其中这名纤弱的台湾女子格外引人注目,众人纳闷问她:「为什幺只要三百?」她答,「一百块我就有饭吃了。」

李阿明甚至代为叫过价:「不行!要五百!」最后还是三百成交。他神情悯然,「我ㄍ一ㄥ了快一年,才拍下她第一张照片,当时喝了酒,才有勇气。」

李阿明拍渔港,刚开始也是从客观纪实的角度出发,尽量让自己空白,摒弃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慢慢地,他从单纯的旁观者到深入群体,主观的表现渐趋强烈。

无时不混在船上,何时何地会有最佳光线与场景,他了然于心。他只需耐心地「等」,等主角走进画面。

维持不干涉、也不摆拍的前提,儘管要编导画面对他而言并非难事。「反正我时间多,『愚工』拍渔工。」李阿明不想被刻意创作的欲念所绑架,希望保持最初的随性自在。

然而,随性的背后其实是更多的思索。他并不满足于现状,开始阅读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民族誌田野书写,如《我的凉山兄弟》、《地下纽约》,为自己的纪录工作寻求更深层的意义与突破。

走过生命低谷,李阿明在渔港的暗处看见了光。与其说他的镜头关照的是渔工和渔港,不如说是他所修行的这个生猛又苍凉的人生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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